風格標記翻譯

根據劉必慶的劃分,風格標記通常分為“形式標一記” (FormMarkers)與“非形式標記”(Non一 FormalMarkers)兩大類。所謂“形式標一記’,,是指著眼于語言的音、形變異的風格符號體系,它是我們借以識別風格的最重要的手段,通常包括以下六個類屬性標記,即:音系標記 (phonologiealMarkers)、語域標一記 (RegisterMarkers)、句法標記 (SyntaeticMarkers)、詞語標一記 (LexicalMarkers)、章法標一記(幾 xtualMarkers)和修辭標記 (MarkersofFi筍 esofspeech)。
常州翻譯公司一個作家的風格咋看起來似乎非常玄乎,說起來好像也很“虛無縹緲”,但其實它們都以一定的語言物化形式存在,而且很多時候我們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借助這些物化的語言符號來認識和判斷它們的。因此,要想從語言形式上認識原作所承載的風格意義,我們所要做的最基礎的一步就是正確認識和熟練掌握這些標一記符號,并能準確分析它們在文中所發揮的作用。只有這樣,我們刁‘能避開對原作風格進行隨意的主觀臆斷,才能使風格分析和風格的翻譯轉換等變得更加科學、更加客觀、更加可操作。著眼于文章音、形等變異的形式標記風格符號體系無疑是考察作家作品風格的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但是單憑這些物化的語言形式符號是無法全面準確地認識作品格,因為風格還跟一些其它因素有關。要做到全面而準確地認識作家作品風格,我們還必須借助于一些更高層次的符號體系,而這些更高層次的符號體系就是著眼于審美效果的非形式標記風格符號體系。所謂非形式符號風格標一記,主要是指風格中的一些非形式因素,也就是我們平時所說的神韻、風骨、氣勢、情調等等抽象的概念。這些東西往往是非直觀的,既看不見,也摸不著,完全是一些主觀印象,是屬于意象的或心理的和情態的“非形式因素”,在美學上稱為“非定量模糊集合”。雖然這些符號是“非形式的”,但卻承載著重要的風格意義,我們在翻譯時切不可忽視。

新編當代翻譯理論

到了近代,歐洲翻譯界對風格翻譯的爭論相對較少,但更多地出現了以翻譯實踐來證實、凸顯原文風格的一些譯者,其中首推達西埃夫人,她采用準確譯法,逐詞逐句地模仿原作的風格,為樹立或恢復荷馬在當時讀者心目中的高大形象做出了重要貢獻。法國的夏爾·巴特主張,保留原文思想的先后次序和表達方式能夠體現作者的獨特意圖,強調用相同的表達形式和篇幅再現原作的表達形式和亮麗思想,在譯文中保留原文中的修辭手段和語言形式,以保持和再現原文的風姿。
總之,從古至今,風格的翻譯一直倍受歐洲翻譯家和翻譯理論家的重視,盡管爭議不斷,但每個時期都涌現出一批出色的翻譯大師和翻譯理論家,他們極力主張并推崇風格翻譯,并在實踐中加以證明,推動了歐洲各國語言文字的發展,也推動了文學、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相比較而言,中國古代對風格傳譯似乎相當漠視。在古代佛經翻譯中曾經有過“文”與“質”的爭論,但其出發點不在原文風格再現上,而是更多地考慮翻譯時直譯還是意譯等,這與古代歐洲翻譯中明確主張風格傳譯的觀點形成鮮明的對照。這一狀況一直延續到嚴復才得以改觀。1898年嚴復在《天演論》的譯序中首次發出“譯事三難,信、達、雅”的感嘆,其中“雅”就是針對風格而言的,但也只是強調譯文
語言應該“雅”,以滿足封建士大夫們的閱讀喜好。此后,“信、達、雅”就一直被中國譯界視為譯文質量的評判標準,成為統領中國翻譯界近百年的金科玉律。期間雖不乏學者撰文對此加以討論,但大都聚焦于對其精神實質的理解和領會,即使有質疑者也大多只是試圖擴大并延伸“雅”的內涵,沒有明確提出自己的修正意見,只有為數不多的幾個人對“雅”的合理性提出質疑。如劉重德在充分肯定“信”和“達”的基
礎上,大膽地對“雅”進行修正,提議改“雅”為“切”,形成“信達切”三原則,并將其細化為“信—信于內容;達—達如其分;切—切合風格”。這一理論觀點開啟了中國風格翻譯研究的垂幕,翻開了中國翻譯理論史上嶄新的一頁,對中國風格翻譯的理論與實踐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劉必慶認為,?常州翻譯長期以來,翻譯界對翻譯風格的理論研究重視不夠,缺乏充分的科學論證。正是看到了目前翻譯風格研究的的落后狀況和翻譯風格研究的迫切性,他在其專著《新編當代翻譯理論》中列專章“翻譯風格論”對翻譯風格問題進行了理論上的探討和論證。他認為,風格翻譯具有一定的原創性(originahty),但譯文風格對原著風格即所謂“原型”存在相對的依附性,而翻譯風格對原著風格的這種依附性就要求我們在進行語際間的風格意義轉換時,最基本的也是首要的任務就是要發掘原語的全部風格意義。也就是說,譯文風格要想適應于原文風格,達到風格表現上的對應,譯者必須要善于體察原語的風格意義,要能識別原語中各色各樣的表現這種風格意義的符號標記。這是因為風格并不是什么虛無縹緲的質素,而是通過一定的語言形式表現出來的,往往會見諸于“形”,這種“形”就是風格的符號體系,即所謂的“風格
標記”(st貝 isticmarkers)。通過對語言的結構形式也就是語言的符號體系進行分析,人們可以認識和把握原文的風格。

翻譯理論和翻譯教材不能放之四海而皆

達到翻譯目的的所有可能手段。此外,陶友蘭
(2006: 39)還結合當前流行的西方譯論提出了這樣
的觀點:既然目的論提倡用戶至上,翻譯活動是為了
達到用戶的目的而進行的,所以教材編撰者是為翻
譯市場培養學員,必須要對當前的翻譯需求與市場
走勢以及翻譯研究的動態有足夠的了解。
為此,韓子滿(2005: 49)建議,非文學翻譯在翻
譯技能課中要占相當大的比重,這是因為包括商貿、
科技等應用文體翻譯在內的應用翻譯已經成為翻譯
實踐的主流。在翻譯教學和翻譯教材建設中區分文
學翻譯和非文學翻譯十分重要,因為與文學翻譯強
調忠實相比,非文學翻譯在很多情況下是不需要過
分忠實于文本的,很多時候可以采取摘譯、編譯、選
譯、譯寫就可以完成任務。賈文波(2004: 38)認為,
在翻譯教材建設中必須注意的一個問題是,不同文
本的功能和目的不一樣,翻譯的要求和標準也不一
樣。在應用文體翻譯中,譯者根據譯語的文本規范
和讀者樂于接受的形式對原文作些調整和修改,或
抽象概括原文信息改換原文形式,或增刪補改原文
內容進行篇章整合,甚至將原文改得面目全非,這些
在應用翻譯中常有的做法哪一條也不符合我國傳統
譯論的標準,但卻都是應用翻譯中行之有效的慣用
方法。馬會娟(2005: 81)表示,脫胎于“信、達、雅”
傳統翻譯理論的商務翻譯標準不適合商務翻譯的實
際情況,很難用來具體指導不同商務文體的翻譯
……商務英語的文體形式有公文體、廣告體、論說
體、契約體、應用體等。因此,不同的商務文體應該
有不同的具體翻譯標準。這一論述對于改革翻譯教
材建設同樣具有參考和借鑒意義。
3. 2漢英翻譯實踐更強調再創造
長期以來,“信、達、雅”及類似的翻譯標準指導
下的翻譯理論和翻譯教材不能放之四海而皆準更明
顯地體現在漢英翻譯實踐之中。?常州翻譯公司比如,陳宏薇
(2000)指出,中國人學習漢譯英時,是分析理解用
母語寫成的原文,按與習慣的思維方式相對立的較
陌生的思維方式,以較母語能力差的外語能力,寫成
一篇與原文意義相符、功能相似的英語作文。李德
超教授認為,漢譯英就是有條件地英文寫作(轉引自
陶友蘭2008: 15)。郭建中(2005: 90)的觀點是,翻
譯實際上也是用另一種文字對原作進行改寫和重
寫。法國釋意派理論認為,實用性文體的翻譯是基
于寫作技巧的一種重新表達的藝術

翻譯教學和翻譯人才培

根據不同的培養目標和不同層次有不同的理論教育。應該
說,這一信息對于我們調整翻譯人才培養模式是極
具參考意義的。
?常州翻譯值得一提的是, 2007年4月在印尼茂物舉行的
國際翻譯家聯盟第五屆亞洲翻譯家論壇上,國際大
學翻譯學院聯合會(CIUTI)主席、瑞士日內瓦大學
翻譯系主任Hannelore Lee-Jahnke教授一針見血地
指出,跨文化交際的深入發展以及全球化時代的到
來使得以市場為導向的翻譯需求與日俱增。為了改
進翻譯質量,提高譯者素質,幫助譯者完成跨文化交
際中介人的角色,翻譯培訓必須以市場為導向。國
際大學翻譯學院聯合會秘書長、德國梅茵茨大學跨
文化研究所所長Martin Forstner教授指出,高等教育
的發展與經濟利益的密切關系使得翻譯培訓需要在
經濟全球化大環境下以更加科學的方式開展。翻譯
培訓機構因此必須制定出一種策略幫助譯者更好地
應對市場變化并且及時調整具體的培訓項目。否
則,翻譯培訓機構畢業生的受雇傭能力(employabili-
ty)以及市場適應能力(marketability)就會大打折扣,
他們在翻譯市場上的生存能力就會被嚴重削弱。在
未來的翻譯市場上,譯者只有在跨文化交際領域中
掌握各項具體技能才能夠成為真正的職業翻譯者,
在知識經濟背景下的知識社會中獲得應有的地位,
如此市場對他們的需求才會與日俱增,譯者也才會
成為未來需求量增長最快的職業之一(王銀泉
2008: 22)。
四、專家學者發出改革呼吁
1.必須改變長期以來翻譯教學和翻譯人才培
養模式定位不明的狀有關專家學者多角度地分析了當前我國翻譯教
學存在的問題。與此同時,他們也為改革翻譯教學
模式,使翻譯課堂和翻譯人才培養更多地以市場為
導向,緊密聯系社會現實和市場需求發出了很多呼
聲。一些學者認為,我國高校翻譯教學長期以來脫
離實際,嚴重影響翻譯教學質量和翻譯人才培養,一
個主要原因便是定位模糊。穆雷(2007: 12—13)在
分析翻譯碩士專業學位建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時指
出,我國從20世紀80年代初期開始培養“翻譯理論
與實踐”方向的碩士研究生。20多年來,翻譯界一
直為培養目標不明所困惑,為培養理念不同而爭論。
碩士可以分為學術性和專業性兩大類。學術性學位
側重于理論和學術研究方面的要求,以培養教學和
科研人才為主。專業性學位培養特定職業高層次專
門人才,強調實踐性,與強調研究性的學術性學位有
著本質上的區別。既然當前從社會實際出發,我們
需要培養更多的應用型翻譯人才,傳統的翻譯教材
和翻譯教學模式顯然已經跟不上時代發展的變化和
步伐,必須進行改革。姜秋霞、曹進(2006: 10)的分
析認為,目前國內的翻譯教學在人才培養類型、層次
等方面與社會需求之間存在較大矛盾,這是因為翻
譯人才的培養規格和模式比較單一,長期遵循學術
導向的單軌制進行招生和培養,忽視口筆譯應用型
人才的實際工作特點。陳浪、柴明颎(2008: 60)的觀
點是,許多本科生或研究生畢業后不能很快適應市
場和職業要求,同時不具備較強的翻譯研究能力,翻
譯教學改革因此勢在必行。王銀泉(2008: 25)認為,
現有的翻譯教學模式有必要進行調整,翻譯課堂教
學必須擺脫脫離具體語境的、缺乏真實性的操練,尤
其是必須改變遠離實際的、以教師提供的參考譯文
為翻譯教學最終目的的教學和培養模式。翻譯教學
的改革方向應該以非文學性質的各類應用翻譯教學
為主,這是因為“應用翻譯是一種以傳遞信息為主要
目的、又注重信息傳遞效果的實用型翻譯,它的最大
特點除了實用性強之外就是應用面廣,其范圍幾乎
涵蓋當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活的各個領域,大
大不同于強調藝術審美和文學欣賞的文學翻譯,就
內容來看,它幾乎囊括了除文學翻譯以外的所有作
品”(賈文波2004: 3)。
2.當前流行的西方譯論為翻譯教學改革提供
了依據值得一提的是,這些年我國翻譯界十分推崇的
費米爾的“目的論”翻譯理論、賴斯的文本類型翻譯
理論以及紐馬克的交際翻譯法事實上更適用于各類
應用型翻譯?!澳康恼摗备怯捎谶^分強調譯語文
化和譯文功能,從而遭到文學翻譯領域的不少學者
的批評,因為對于強調不同原創藝術風格、提倡文化
多元的文學翻譯而言,“目的論”原則顯然不能滿足
這類翻譯的要求(賈文波2004: 53-54)。從這一論
述出發,我們更有理由指出,既然“目的論”翻譯觀
當前十分流行,既然“目的論”更適用于各類實用型
翻譯,而且被許多人士所接受甚至頂禮膜拜,我們的
翻譯教材建設和翻譯教學就更沒有理由不在適合的
翻譯理論指導下朝著非文學翻譯轉向。賈文波
(2004: 61)的分析還認為,費米爾、諾德、紐馬克和奈
達等這些在當前我國翻譯界如雷貫耳的大人物所主
張的翻譯觀點雖然各有千秋,但是其中有一個共同
點,那就是他們都將翻譯與語言功能結合起來,注重
文本(或語言)功能在翻譯中的作用,這一點恰恰與
實用翻譯的現實和要求十分切合。馬會娟(2005:
81)更是指出,事實上,紐馬克的不同文本應用不同
翻譯方法的觀點與王佐良先生在“新時期的翻譯
觀”中提到的“根據文體定譯法”的觀點一致,而且,
王佐良的觀點比紐馬克的觀點說得更加透徹全面,
因為在根據文體定譯法時還應注意“體中有體,不能
同樣對待”。
3.改革翻譯教材勢在必行
3. 1“信、達、雅”并不能放之四海而皆準
針對我國高校翻譯教學與翻譯教材建設中存在
的許多問題,不少研究者從不同的層面和角度進行
了探討,而這些探討都證明了傳統翻譯教材的弊端
不容忽視,迫切需要編撰符合時代需求和具有時代
氣息的翻譯教材。陶友蘭(2006: 35)表示:“從學生
的反映來看,翻譯教材的改革勢在必行,而且,新教
材的編寫必須以人為本,要站在學生的需求角度來
選材和編撰?!蔽覀儜摽吹?長期以來“信、達、雅”
及類似的翻譯標準指導著翻譯教材建設和翻譯教
學,但越來越多的研究證明了此類翻譯標準并不能
放之四海而皆準,尤其是在社會急需大量實用型翻
譯人才的背景下,翻譯教材建設與翻譯教學更應區
別對待文學翻譯和非文學翻譯,因為兩者在翻譯目
的、翻譯要求、翻譯手段和翻譯技巧等方面均存在著
較大的差異。陳新(1999: 322)認為,文學作品的譯
文必須將原作的文學特征忠實地、一絲不茍地傳達
給譯文的讀者,不僅是思想感情,還包括語言形式,
即不但要達到信息上的等值,還應達到藝術上的等
值。而在另一方面,“‘信達雅’對于文學翻譯也許
是非常有效的一種指導原則、翻譯標準;對于實用英
語翻譯,它的指導意義還有待商榷……反思的結果
是,‘信達雅’并不完全適合于實用英語的翻譯”(林
克難2007: 6)。張美芳(2001: 14)也指出,在大多數
情況下,尤其在翻譯信息資料時,將原文逐字逐句地
翻譯出來的做法已不常見。陶友蘭(2006: 38)認為,
翻譯教材必須讓學生知道,翻譯標準并非只有“信、
達、雅”,而是可以根據不同的文本、不同的讀者對
象、客戶的不同要求和目的來調整翻譯標準,

翻譯家研究的展開

對翻譯主體的“發現”和翻譯家研究的展開,是翻譯研究深入發展的必然結果。近年來,“翻譯研究的趨勢經歷了從原文轉向譯文,從規定性轉向描寫性,譯文地位從‘低于原文’經過‘等于原文’一直到‘比原文更重要’,譯者的地位從低于作者到被認為在翻譯活動中起決定作用等一系列轉變?!?潘文國,2002)。翻譯批評的深入,也直接關系到對翻譯家本身的研究。翻譯批評將翻譯家的主體性因素考慮進來,視野更為開闊。這樣,翻譯批評不僅僅以原文譯文的文本為依據,還要研究翻譯家的能動作用,如許鈞對《約翰·克里斯多夫》三個譯本的研究,為積極有效的翻譯批評樹立了樣本常州翻譯。這樣,翻譯批評彰顯翻譯家的主體性因素,而翻譯家研究又可以為翻譯批評提供可靠的依據和新的思路。(許鈞,2002)另外,80年代中國文學理論界開始的文學主體性和主體間性的討論與研究,也對翻譯界的翻譯主體性研究給予了較大的啟迪和激發作用。文學界的主體性研究方法,可以為翻譯研究界所借鑒,因為就文學創造性和審美思維來說,作家和翻譯家并無二致。我們還欣喜地看到,隨著翻譯家研究的展開,翻譯家的文化貢獻逐漸為社會認同,他們的文化地位也有了明顯提高。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八九十年代,數家出版社都編輯出版了著名翻譯家的譯文集。安徽文藝出版社出版了多卷本《傅雷譯文集》、《傅譯名著系
列》、《汝龍譯文集》,譯林出版社出版了《戴望舒譯文集》、《楊絳譯文集》、《楊必譯文集》、《泳..翻譯主體的“發現”與研究
心譯文集》,并在90年代末又推出了“播火者譯叢”,收入了《翟秋白譯文集》、《張聞天譯文集》、《沈雁冰譯文集》、《胡愈之譯文集》;中國工人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中國翻譯名家自選集》,分卷分別收有葉君健、冰心、季羨林、趙蘿藉、楊憲益、卞之琳、袁可嘉、馮亦代、呂同六等著名翻譯家的代表性譯作。

翻譯家研究基本

楊武能的另兩篇文章《翻譯、接受與再創造的循環》、《翻譯·解釋·闡釋》則是從闡釋學角度,對翻譯的性質、特征作出探討。他認為,翻譯就是“闡釋”,“闡釋”貫穿了翻譯活動的全過程。無論是作家、譯者和讀者都是整個完整的創作、讀解過程中闡釋的承擔者。(詩怡,2000)該書中編還收錄了郭宏安、方平、江楓等翻譯家兼翻譯研究者探討翻譯風格的文章。風格問題看似語言問題,實際上,如果離開了對譯者主體性以及原作者與譯者主體間性的探討,就很難透徹地分析譯文中風格形成的原因(無論是依循原作的風格,還是譯者本常州翻譯公司 人的風格),因為“風格即人”。關于翻譯(譯者)主體性的問題,近些年來,高寧(高寧,1997)、袁莉(1998;2002)、舒奇志、楊華(舒、楊,1999)、呂俊(呂俊,2001)和葛校琴(葛校琴,2002)等學者都作了不同程度的探討。他們的關注點大多還是放在原語和譯語文本或文化對比以及翻譯過程方面,即譯者作為讀者、闡釋者和創作者的主體性發揮問題,對于譯者的翻譯選擇及其文化意圖等問題涉及較少。至于原作家和譯者的主體間性問題,目前更是甚少見到系統的研究文章。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我國的翻譯家研究基本上是從無序到有序地進行著,從自發的、隨意的、簡介式的研究向自覺的、有總體目標的、有理論深度的研究方向進步著。

翻譯名家研究

郭著章等編著的《翻譯名家研究》集中研究了當代中國16位翻譯家?!皶械摹g名家’者,乃在翻譯業績方面有特殊貢獻的著名人物也,他們是魯迅、周作人、胡適、郭沫若、林語堂、徐志摩、茅盾、梁實秋、錢歌川、張谷若、巴金、傅雷、蕭乾、戈寶權、王佐良和許淵沖。?常州翻譯……對每位名家發表的散見各處的翻譯解進行了發掘淘煉、爬羅剔抉乃至發幽顯微的工作,使之條理化、系統化,找出了其特點、淵源、發展和影響,指出其在我國翻譯理論研究和翻譯事業中的地位、作用或翻譯主體的“發現”與研究意義?!?郭著章,1999)該書20位撰著者中,有翻譯學者黃忠廉、羅新璋和金圣華,12位武漢大學碩士研究生,以及林語堂的女兒林太乙、張谷若的女兒張玲和傅雷之子傅敏。本書有一個突出特點就是資料翔實,多數翻譯家都附有譯事年表或譯作目錄,對于后人研究他們很有助益。這也是其它同類研究所沒有的。許鈞從1998年開始就文學翻譯的一些基本問題,有針對性地與國內譯壇的一些卓有成就的著名翻譯家通過對談的方式進行探討,讓各位翻譯家結合自己豐富的翻譯實踐,暢談各自對文學翻譯的獨到見解和體會。這些對談陸續發表在《譯林》雜志新辟的“翻譯漫談”專欄中,一共刊出了17篇許鈞與20位翻譯家的對談。這20人都是我國現當代貢獻卓著的翻譯家,具有相當的代表性,涉及的語種有英、俄、法、德、意、西和日語。許鈞在訪談前,盡可能全面地了解有關翻譯家的翻譯踐與翻譯研究的情況,搜集有關資料,如翻譯界對他們譯作的評論,他們對翻譯的體會與思考以及翻譯理論界對他們的研究等等,通過認真的學習和研究,針對每一個人的翻譯實踐和翻譯思想,提出供他們進一步思考的具體問題。一些老翻譯家認為,通過對談和交流,他們對自己的翻譯實踐進行了反思與總結,在理論上有了新的認識與提高,因此,對談與梳理的過程,也是一個從經驗體會向理論思考發展,傳統的翻譯思考不斷得到豐富與創新的理論升華過程。許鈞在訪談結束后,從十個方面進行了總結,對文學翻譯中的一些基本問題闡述了自己的看法,也是他從另一個角度對這個課題的總結。從翻譯史和翻譯家研究的角度來看,這項研究可以
說是對老一輩文學翻譯家的成果進行搶救性的整理和研究,因為有的翻譯家剛剛接受過采訪就與世長辭了(如趙瑞蒸、蕭乾、李芒、葉君健等),有的翻譯家尚未來得及接受采訪就撒手西去了(如董樂山等)。

80年代以后中青年翻譯家群體的代表

專題翻譯家研究
袁錦翔是80年代以后積極從事翻譯家研究的學者之一,在其《名家翻譯研究與賞析))(袁錦祥,1990)內容簡介中,他開宗明義地告訴讀者:本書是關于名家翻譯研究與賞析的論文集,三十五篇文章中,約三分之一究文章,其余是賞析文章,但研究與賞析結合得比較緊密,研究中有賞析,賞析中有研究。作者認為,無論是譯家研究或是譯作賞析,都旨在把名家的翻譯論述、傳譯經驗或妙譯技巧條理化、系統化,使讀者學有楷模,譯有榜樣,并相應地提高翻譯審美意識與鑒別能力。書中對傅蘭雅、梁啟超、李達、郭沫若、鄭振鐸、耿濟之幾位翻譯家做了專門研究和介紹,并對林纖、嚴復、魯迅、茅盾等著名翻譯家的名譯片斷做了賞析。袁錦翔的研究,可以說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
上承中國古代、近代和現代的譯家譯作研究傳統,下啟新時期以來系統翻譯家研究的道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他把譯家譯作研究結合起來,以譯作賞析為主導,推進翻譯家的研究,梳理了自古以來中國翻譯家研究的線索,指出不足之處,尤其是譯家研究的深度不夠,
“許多文章只屬于‘初探’性質。像上述錢鐘書的《林纖的翻譯》那樣研究得很深、學術性很強的專論還是難得一見。再就是研究文章中有幾多幾少:研究老年譯家的多,研究中年譯家的少;研究文學翻譯家的多,研究科技與政論方面譯家的少、研究詩歌譯家的多,研究其它文學體裁譯家的少;研究漢外互譯譯家的多,研究國內兄弟民族語言譯家的少;研究英譯漢名家的多,研究漢譯英名家的少;各抒己見的多,開展爭鳴的少。這是應予注意的。(1990)”他還指出,為了進一步開展名家翻譯研究,今后需要進行多方面、多層次、多角度的探討:一是要擴大研究對象的面,二是要開展與名家翻譯有關的多方面研究,三是要加強有關名家翻譯研究的學術交流活動。李亞舒對科學翻譯家的訪談,其意義在于:1、把科學家作為翻譯家研究的對象,讓科學家們幾十年來默默無聞的“副業”登臺亮相。2、對科學翻譯家進行專題研究,也使科學翻譯這一過去長期被人忽視的領域受到重視。以前一說翻譯,人們往往會想到文學翻譯嚴復是個例外),而忽視了科學翻譯,漠視了科學翻譯的重要性。3、采用訪談的形式進行翻譯家研究,改變了過去作者獨白的局面,也不僅僅以書面的簡歷和譯著等文字材料為寫作依據。當然此著也有遺憾,比如只限于翻譯家本人談經驗,而沒有把這些經驗上升到理論高度去進行歸納、總結和分析,這樣讀者對翻譯家的了解也就只能局限于經歷、經驗和成果目錄了?常州翻譯公司。穆雷的當代中國中青年翻譯家研究,其初衷是想為翻譯愛好者和翻譯專業的學生樹立一些榜樣。那些著作等身、德高望重的老翻譯家們自然是學習楷模,但對青年學子來說,又顯得高不可及,因此,她決定將中青年翻譯家作為研究對象。但挑選哪些中青年翻譯家、學者作為研究對象,卻有諸多學術以外的干擾和顧慮。實際上,這個問題在類似的翻譯家研究以及編輯翻譯家詞典時,也都不止一次遇到過。后來實際選擇的對象大多既有實踐也有理論,而且選定對象之后,盡可能取得對方支持,最大限度地獲得有關材料,多次與他們溝通,加深對他們的理解,也正因為如此,有些暫時聯系不上或尚未充分溝通的原定對象只好忍痛割愛了。其實值得研究的中青年翻譯家遠不止這20人,只是將他們作為80年代以后中青年翻譯家群體的代表。令作者感到欣慰的是,10年前所選擇的這20名中青年翻譯家,絕大多數至今仍是翻譯實踐、翻譯研究和翻譯教學領域里的中堅,他們一直活躍在譯壇上,不斷推出新的成果,為推動翻譯事業的發展奉獻著自己的力量。

提供翻譯服務

接過計算機將在 2029 年取代人類譯者的話題,翻譯自動化使用者協會(TAUS)會長 Jaap van der Meer以“21 世紀的翻譯”為題,講述了自己的見解:部分取代?;?TAUS 的調研報告《動態質量》(DynamicQuality),van der Meer 指出當今的翻譯界在談及翻譯質量時依然錯誤地堅持單一的質量標準,一種適合所有目的的翻譯質量標準。然而,現實翻譯市場對翻譯質量的需要是多元的、分化的。每天都有數以百萬計的互聯網用戶點擊自動翻譯的按鈕就是一個明證——盡管大家都認為自動翻譯的質量目前還是差強人意。van der Meer 部分認同了 Zetzsche 的觀點,認為機器翻
譯永遠不會完美,但他認為機器翻譯將會一直存在下去,并通過共享數據(翻譯記憶)變得越來越好。在他看來,翻譯如同水、電、互聯網一樣是一種人類將離不開的基本資源和基本權利,因此不但不會消失,而且會更加分化、專業化并增添價值。國 際 會 議 口 譯 員 協 會(AIIC) 主 席 Beno tKremer 的主題發言的題目與 van der Meer 的十分類似,但側重于口譯方面——“21 世紀的口譯及其他”。他從口譯的現狀出發,并以一位口譯同事所說的“我們所知道的會議口譯將在 10 年之內不復存在!”為例,分析了當今口譯行業面臨的挑戰和壓力:公司和機構試圖削減成本,翻譯通常是其首選目標;自 60年前首批口譯院系或學校創立以來,大批的口譯培訓項目或機構相繼誕生,但培養的學員雖多,真正能夠
從事口譯工作的卻有限,培養的規格也跟市場的真正需求相脫節;對口譯產生沖擊的還有一種全球普遍使用的語言,一種大家都自認為能夠理解和表達從而不需譯員幫助的語言——全球語(Globish)?常州翻譯
②為了應對挑戰與壓力,為口譯行業贏得光明的未來,Kremer提出口譯員應該從自身做起,讓“外界”認識到口譯是一項需要特定知識、技術和方法的高難度職業,是一項讓人類真正理解對方并進行交流的語言服務,而不是可有可無、附加性質的點綴品。他認為,口譯員需要從職業化、專業化入手,以提升口譯質量為基本措施,通過終身學習、不斷提高,通過掌握新的語言和新的技能,改進語言服務的質量。雖然口譯員個人的生活更加辛苦,但口譯行業的未來卻更加美好!
3.提供翻譯服務,維護人民的語言權利多語社區的核心價值來自于其多種語言、多樣文化和多元價值體系的現狀,翻譯服務是維護多語社區人民的語言權利、促進文化多元性的重要措施。如何為多語社區提供翻譯服務,成為本屆世界翻譯大會的又一熱點。

譯者與技術

2011 年 8 月 1 日至 4 日,第 19 屆世界翻譯大會在美國舊金山隆重舉行。本次翻譯研討會由國際翻譯家聯盟和美國翻譯協會聯合主辦,來自 45 個國家的翻譯家、術語專家、翻譯研究學者、翻譯行業代表596 人參加了大會。大會設立了翻譯發展新趨勢、法律翻譯、社區口譯、翻譯教育與培訓、翻譯技術、術語翻譯、翻譯與文化、文學翻譯、翻譯與語言規范、翻譯與人權、翻譯與版權、多媒體翻譯等專題,尤其對翻譯行業的未來之爭與維護人民的語言權利之議,引起了與會者的特別關注和熱烈討論。筆者力圖截取會議的精彩片段,呈現給廣大同行,希望能夠起到一定的啟示作用。
2.
翻譯行業的未來翻譯在新世紀會走向何方?如何發展?翻譯
技術將會扮演何種角色?三位主旨發言人就此開了討論。國際作家集團公司的主要創始人 JostZetzsche
常州翻譯公司
博士在會議的首場發言“譯者與技術:舊的已去,萬象更新!是這樣嗎?”中探討了譯者常用的翻譯記憶、術語管理、電子文檔管理、譯文質量控制等技術。但對于機器翻譯的前景,Zetzsche 持懷疑態度。針對美國預言家 Ray Kurzweil 的預言,即機器翻譯將在 2029 年達到人類的翻譯水平,Zetzsche 認為計算機不可能替代人類譯者。然而,他強調,會使用各種電子翻譯工具的譯者將會取代傳統的譯者,因此,譯者有必要跟進翻譯技術的發展,并且不是被動而是主動跟進與反饋。他提出,一旦碰到不順手的翻譯工具,譯者要敢于“扔回去”,想出更好的主意,從而參與到翻譯技術的研發進程中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