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翻譯學家的代表作與翻譯思想都得到了介紹

由于政治原因及意識形態的差異,導致蘇聯翻譯界取得的成就沒能及時、完整地為歐美國家所知曉。但隨著蘇聯解體后俄羅斯與西方國家的學術交流日益頻繁,其翻譯歷史中優秀的翻譯家和現代翻譯理論中的精華在世界范圍內得到越來越多的認可。
相對而言,蘇俄翻譯理論在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中影響更為深遠。在這些國家,學者們大量借鑒吸收了蘇俄翻譯思想,不同程度地參與了蘇聯譯壇上的爭論,并在此基礎上取得了自己的研究成果。這些成果在某種程度上也為后來的蘇俄譯論所借鑒。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之前,蘇聯翻譯理論幾乎是新中國翻譯研究唯一的借鑒學習對象。類似費道羅夫的《翻譯理論概要》這類著作一經出版,我國翻譯界便立即將其介紹過來。同時,也有一些翻譯理論家據以提出相應的翻譯定義,創制相應的翻譯標準。
改革開放以來,國內在引進、介紹歐美翻譯理論的同時,也不斷吸收蘇聯、俄羅斯的翻譯思想。像巴爾胡達羅夫(Л. С. Бархударов)和科米薩羅夫(В. Н. Комиссаров)
這樣的著名翻譯學家的代表作與翻譯思想都得到了介紹。中國學者們還探討了蘇聯翻譯理論的發展歷史、等值思想的演變、語言學派與文藝學派的爭論及各自的特點等。常州翻譯公司
此外,蘇聯、俄羅斯的翻譯理論思想對我國的翻譯研究以及俄語翻譯教學亦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蘇俄譯論對中國譯學研究的貢獻大約可以分為方法論和實際研究兩個方面。從方法論上講,接觸蘇俄譯論,使中國譯學界在開拓了視野的同時,無形之中也解放了思想。不僅對我國的理論研究內容起到了指引性作用,也促使我國學者致力于翻譯理論研究,努力創立我們自己的、系統的、科學的翻譯理論體系。在實際研究方面,蘇俄譯論的語言學傳統對中國譯學作出了相當大的貢獻。其注重語言本身規律性的探索為我國翻譯理論研究者提供了一個新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