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家研究的展開

對翻譯主體的“發現”和翻譯家研究的展開,是翻譯研究深入發展的必然結果。近年來,“翻譯研究的趨勢經歷了從原文轉向譯文,從規定性轉向描寫性,譯文地位從‘低于原文’經過‘等于原文’一直到‘比原文更重要’,譯者的地位從低于作者到被認為在翻譯活動中起決定作用等一系列轉變?!?潘文國,2002)。翻譯批評的深入,也直接關系到對翻譯家本身的研究。翻譯批評將翻譯家的主體性因素考慮進來,視野更為開闊。這樣,翻譯批評不僅僅以原文譯文的文本為依據,還要研究翻譯家的能動作用,如許鈞對《約翰·克里斯多夫》三個譯本的研究,為積極有效的翻譯批評樹立了樣本常州翻譯。這樣,翻譯批評彰顯翻譯家的主體性因素,而翻譯家研究又可以為翻譯批評提供可靠的依據和新的思路。(許鈞,2002)另外,80年代中國文學理論界開始的文學主體性和主體間性的討論與研究,也對翻譯界的翻譯主體性研究給予了較大的啟迪和激發作用。文學界的主體性研究方法,可以為翻譯研究界所借鑒,因為就文學創造性和審美思維來說,作家和翻譯家并無二致。我們還欣喜地看到,隨著翻譯家研究的展開,翻譯家的文化貢獻逐漸為社會認同,他們的文化地位也有了明顯提高。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八九十年代,數家出版社都編輯出版了著名翻譯家的譯文集。安徽文藝出版社出版了多卷本《傅雷譯文集》、《傅譯名著系
列》、《汝龍譯文集》,譯林出版社出版了《戴望舒譯文集》、《楊絳譯文集》、《楊必譯文集》、《泳..翻譯主體的“發現”與研究
心譯文集》,并在90年代末又推出了“播火者譯叢”,收入了《翟秋白譯文集》、《張聞天譯文集》、《沈雁冰譯文集》、《胡愈之譯文集》;中國工人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中國翻譯名家自選集》,分卷分別收有葉君健、冰心、季羨林、趙蘿藉、楊憲益、卞之琳、袁可嘉、馮亦代、呂同六等著名翻譯家的代表性譯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