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教學和翻譯人才培

根據不同的培養目標和不同層次有不同的理論教育。應該
說,這一信息對于我們調整翻譯人才培養模式是極
具參考意義的。
?常州翻譯值得一提的是, 2007年4月在印尼茂物舉行的
國際翻譯家聯盟第五屆亞洲翻譯家論壇上,國際大
學翻譯學院聯合會(CIUTI)主席、瑞士日內瓦大學
翻譯系主任Hannelore Lee-Jahnke教授一針見血地
指出,跨文化交際的深入發展以及全球化時代的到
來使得以市場為導向的翻譯需求與日俱增。為了改
進翻譯質量,提高譯者素質,幫助譯者完成跨文化交
際中介人的角色,翻譯培訓必須以市場為導向。國
際大學翻譯學院聯合會秘書長、德國梅茵茨大學跨
文化研究所所長Martin Forstner教授指出,高等教育
的發展與經濟利益的密切關系使得翻譯培訓需要在
經濟全球化大環境下以更加科學的方式開展。翻譯
培訓機構因此必須制定出一種策略幫助譯者更好地
應對市場變化并且及時調整具體的培訓項目。否
則,翻譯培訓機構畢業生的受雇傭能力(employabili-
ty)以及市場適應能力(marketability)就會大打折扣,
他們在翻譯市場上的生存能力就會被嚴重削弱。在
未來的翻譯市場上,譯者只有在跨文化交際領域中
掌握各項具體技能才能夠成為真正的職業翻譯者,
在知識經濟背景下的知識社會中獲得應有的地位,
如此市場對他們的需求才會與日俱增,譯者也才會
成為未來需求量增長最快的職業之一(王銀泉
2008: 22)。
四、專家學者發出改革呼吁
1.必須改變長期以來翻譯教學和翻譯人才培
養模式定位不明的狀有關專家學者多角度地分析了當前我國翻譯教
學存在的問題。與此同時,他們也為改革翻譯教學
模式,使翻譯課堂和翻譯人才培養更多地以市場為
導向,緊密聯系社會現實和市場需求發出了很多呼
聲。一些學者認為,我國高校翻譯教學長期以來脫
離實際,嚴重影響翻譯教學質量和翻譯人才培養,一
個主要原因便是定位模糊。穆雷(2007: 12—13)在
分析翻譯碩士專業學位建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時指
出,我國從20世紀80年代初期開始培養“翻譯理論
與實踐”方向的碩士研究生。20多年來,翻譯界一
直為培養目標不明所困惑,為培養理念不同而爭論。
碩士可以分為學術性和專業性兩大類。學術性學位
側重于理論和學術研究方面的要求,以培養教學和
科研人才為主。專業性學位培養特定職業高層次專
門人才,強調實踐性,與強調研究性的學術性學位有
著本質上的區別。既然當前從社會實際出發,我們
需要培養更多的應用型翻譯人才,傳統的翻譯教材
和翻譯教學模式顯然已經跟不上時代發展的變化和
步伐,必須進行改革。姜秋霞、曹進(2006: 10)的分
析認為,目前國內的翻譯教學在人才培養類型、層次
等方面與社會需求之間存在較大矛盾,這是因為翻
譯人才的培養規格和模式比較單一,長期遵循學術
導向的單軌制進行招生和培養,忽視口筆譯應用型
人才的實際工作特點。陳浪、柴明颎(2008: 60)的觀
點是,許多本科生或研究生畢業后不能很快適應市
場和職業要求,同時不具備較強的翻譯研究能力,翻
譯教學改革因此勢在必行。王銀泉(2008: 25)認為,
現有的翻譯教學模式有必要進行調整,翻譯課堂教
學必須擺脫脫離具體語境的、缺乏真實性的操練,尤
其是必須改變遠離實際的、以教師提供的參考譯文
為翻譯教學最終目的的教學和培養模式。翻譯教學
的改革方向應該以非文學性質的各類應用翻譯教學
為主,這是因為“應用翻譯是一種以傳遞信息為主要
目的、又注重信息傳遞效果的實用型翻譯,它的最大
特點除了實用性強之外就是應用面廣,其范圍幾乎
涵蓋當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活的各個領域,大
大不同于強調藝術審美和文學欣賞的文學翻譯,就
內容來看,它幾乎囊括了除文學翻譯以外的所有作
品”(賈文波2004: 3)。
2.當前流行的西方譯論為翻譯教學改革提供
了依據值得一提的是,這些年我國翻譯界十分推崇的
費米爾的“目的論”翻譯理論、賴斯的文本類型翻譯
理論以及紐馬克的交際翻譯法事實上更適用于各類
應用型翻譯?!澳康恼摗备怯捎谶^分強調譯語文
化和譯文功能,從而遭到文學翻譯領域的不少學者
的批評,因為對于強調不同原創藝術風格、提倡文化
多元的文學翻譯而言,“目的論”原則顯然不能滿足
這類翻譯的要求(賈文波2004: 53-54)。從這一論
述出發,我們更有理由指出,既然“目的論”翻譯觀
當前十分流行,既然“目的論”更適用于各類實用型
翻譯,而且被許多人士所接受甚至頂禮膜拜,我們的
翻譯教材建設和翻譯教學就更沒有理由不在適合的
翻譯理論指導下朝著非文學翻譯轉向。賈文波
(2004: 61)的分析還認為,費米爾、諾德、紐馬克和奈
達等這些在當前我國翻譯界如雷貫耳的大人物所主
張的翻譯觀點雖然各有千秋,但是其中有一個共同
點,那就是他們都將翻譯與語言功能結合起來,注重
文本(或語言)功能在翻譯中的作用,這一點恰恰與
實用翻譯的現實和要求十分切合。馬會娟(2005:
81)更是指出,事實上,紐馬克的不同文本應用不同
翻譯方法的觀點與王佐良先生在“新時期的翻譯
觀”中提到的“根據文體定譯法”的觀點一致,而且,
王佐良的觀點比紐馬克的觀點說得更加透徹全面,
因為在根據文體定譯法時還應注意“體中有體,不能
同樣對待”。
3.改革翻譯教材勢在必行
3. 1“信、達、雅”并不能放之四海而皆準
針對我國高校翻譯教學與翻譯教材建設中存在
的許多問題,不少研究者從不同的層面和角度進行
了探討,而這些探討都證明了傳統翻譯教材的弊端
不容忽視,迫切需要編撰符合時代需求和具有時代
氣息的翻譯教材。陶友蘭(2006: 35)表示:“從學生
的反映來看,翻譯教材的改革勢在必行,而且,新教
材的編寫必須以人為本,要站在學生的需求角度來
選材和編撰?!蔽覀儜摽吹?長期以來“信、達、雅”
及類似的翻譯標準指導著翻譯教材建設和翻譯教
學,但越來越多的研究證明了此類翻譯標準并不能
放之四海而皆準,尤其是在社會急需大量實用型翻
譯人才的背景下,翻譯教材建設與翻譯教學更應區
別對待文學翻譯和非文學翻譯,因為兩者在翻譯目
的、翻譯要求、翻譯手段和翻譯技巧等方面均存在著
較大的差異。陳新(1999: 322)認為,文學作品的譯
文必須將原作的文學特征忠實地、一絲不茍地傳達
給譯文的讀者,不僅是思想感情,還包括語言形式,
即不但要達到信息上的等值,還應達到藝術上的等
值。而在另一方面,“‘信達雅’對于文學翻譯也許
是非常有效的一種指導原則、翻譯標準;對于實用英
語翻譯,它的指導意義還有待商榷……反思的結果
是,‘信達雅’并不完全適合于實用英語的翻譯”(林
克難2007: 6)。張美芳(2001: 14)也指出,在大多數
情況下,尤其在翻譯信息資料時,將原文逐字逐句地
翻譯出來的做法已不常見。陶友蘭(2006: 38)認為,
翻譯教材必須讓學生知道,翻譯標準并非只有“信、
達、雅”,而是可以根據不同的文本、不同的讀者對
象、客戶的不同要求和目的來調整翻譯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