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編當代翻譯理論

到了近代,歐洲翻譯界對風格翻譯的爭論相對較少,但更多地出現了以翻譯實踐來證實、凸顯原文風格的一些譯者,其中首推達西埃夫人,她采用準確譯法,逐詞逐句地模仿原作的風格,為樹立或恢復荷馬在當時讀者心目中的高大形象做出了重要貢獻。法國的夏爾·巴特主張,保留原文思想的先后次序和表達方式能夠體現作者的獨特意圖,強調用相同的表達形式和篇幅再現原作的表達形式和亮麗思想,在譯文中保留原文中的修辭手段和語言形式,以保持和再現原文的風姿。
總之,從古至今,風格的翻譯一直倍受歐洲翻譯家和翻譯理論家的重視,盡管爭議不斷,但每個時期都涌現出一批出色的翻譯大師和翻譯理論家,他們極力主張并推崇風格翻譯,并在實踐中加以證明,推動了歐洲各國語言文字的發展,也推動了文學、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相比較而言,中國古代對風格傳譯似乎相當漠視。在古代佛經翻譯中曾經有過“文”與“質”的爭論,但其出發點不在原文風格再現上,而是更多地考慮翻譯時直譯還是意譯等,這與古代歐洲翻譯中明確主張風格傳譯的觀點形成鮮明的對照。這一狀況一直延續到嚴復才得以改觀。1898年嚴復在《天演論》的譯序中首次發出“譯事三難,信、達、雅”的感嘆,其中“雅”就是針對風格而言的,但也只是強調譯文
語言應該“雅”,以滿足封建士大夫們的閱讀喜好。此后,“信、達、雅”就一直被中國譯界視為譯文質量的評判標準,成為統領中國翻譯界近百年的金科玉律。期間雖不乏學者撰文對此加以討論,但大都聚焦于對其精神實質的理解和領會,即使有質疑者也大多只是試圖擴大并延伸“雅”的內涵,沒有明確提出自己的修正意見,只有為數不多的幾個人對“雅”的合理性提出質疑。如劉重德在充分肯定“信”和“達”的基
礎上,大膽地對“雅”進行修正,提議改“雅”為“切”,形成“信達切”三原則,并將其細化為“信—信于內容;達—達如其分;切—切合風格”。這一理論觀點開啟了中國風格翻譯研究的垂幕,翻開了中國翻譯理論史上嶄新的一頁,對中國風格翻譯的理論與實踐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劉必慶認為,?常州翻譯長期以來,翻譯界對翻譯風格的理論研究重視不夠,缺乏充分的科學論證。正是看到了目前翻譯風格研究的的落后狀況和翻譯風格研究的迫切性,他在其專著《新編當代翻譯理論》中列專章“翻譯風格論”對翻譯風格問題進行了理論上的探討和論證。他認為,風格翻譯具有一定的原創性(originahty),但譯文風格對原著風格即所謂“原型”存在相對的依附性,而翻譯風格對原著風格的這種依附性就要求我們在進行語際間的風格意義轉換時,最基本的也是首要的任務就是要發掘原語的全部風格意義。也就是說,譯文風格要想適應于原文風格,達到風格表現上的對應,譯者必須要善于體察原語的風格意義,要能識別原語中各色各樣的表現這種風格意義的符號標記。這是因為風格并不是什么虛無縹緲的質素,而是通過一定的語言形式表現出來的,往往會見諸于“形”,這種“形”就是風格的符號體系,即所謂的“風格
標記”(st貝 isticmarkers)。通過對語言的結構形式也就是語言的符號體系進行分析,人們可以認識和把握原文的風格。